在不少發達國家，學校的規劃、建設，并不由政府部門說了算，而由匯集各方利益代表的社區教育委員會來決策，政府部門是決策的執行者。這樣做，學校的規劃建設才能充分吸收社區居民意見，綜合考慮各方利益，也能尊重受教育者權益。我們要讓“撤點并校”做到因地制宜，一定得請村民、學生家長參與決策，而且是“真參與”而非做做樣子。

　　“六一”兒童節前夕，溫家寶總理赴湖南看望農村小學的孩子們時特別提出一項要求：“學校調整布局要實事求是，從農村實際出發。要根據實際情況，充分考慮學生年齡、上學路途、安全等問題，建立或恢復一些農村教學點，不要讓孩子們的精力都花在路上。有的教學點學生雖然少，但也要辦好，要想辦法幫助邊遠的教學點提高教學質量。”這番話表明，調整完善“撤點并校”政策的問題引起了中央高層關注。

　　最近不少專家在為此事呼吁，因為有調研顯示：“撤點并校”后農村學生的上學距離平均遠了4.05公里，安全隱患增加;住宿生一年平均要花費1157.38元，農村家庭由此新添一項額外開支;還出現了大規模的教育資源浪費現象。過去10年間，我國的小學被撤掉了一半，多達371470所。

　　實際上，專家們的批評建議除了針對“撤點并校”本身，還針對著“撤點并校”的決策模式，模式不調整，今后很可能引發別的問題。

　　又是“一刀切”

　　我國農村的“撤點并校”，始于上世紀90年代末。當時認為這是農村生源減少后的必然選擇：由于一些自然村的上學孩子銳減，當地學校的學生人數已嚴重不足，沒必要硬辦下去;而“撤點并校”可以整合農村有限的教育資源，村里的孩子集中到條件好些的城鎮求學，教育質量可望提高。

　　如果搞“撤點并校”前能廣泛聽取當地家長意見，結合實際因地制宜，當是好事一樁，可在落實過程中，再次出現了“一刀切”的老毛病：有些地方有的鄉村學校，學生其實不少，可政府部門也決定“撤點并校”，不把村民的意見當回事，或者根本沒去聽取意見。有些鄉村撤掉學校后，孩子上學不得不步行一小時、兩小時甚至更長時間，路途遙遠且路況不佳;有的雖有車可坐，但上學成本增加不說，破舊的車子、魯莽的司機都叫人提心吊膽;有的學校安排了校車，卻是不合格的。這些后續問題特別是安全隱患，有關部門并未上心。

　　撤并之后，孩子們的新學校，理所應當有更好的條件和更高的質量。但實際情況是，有的地方的一些城鎮學校一下擠進了眾多學生，本來還是“小班化”教育，結果不得已搞成了“大班化”甚至“超大班化”……